沙龙时间：2020年10月31日（周六）下午 14:00－15:45
地点：线上 腾讯会议
李淼 [菁莪四期伙伴]
【主讲人简介】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育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文化、社会分层与流动、道德教育和质性研究方法，近期关注新媒体与农村青少年学校教育。已出版英文专著一部（Routledge, 2015）、在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China Quarterly、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Citizenship Studies、《青年研究》和《文化纵横》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主持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一项和省部级课题多项。
主讲人：
李淼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期特邀嘉宾：
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周升磊 济南市睦恩公益服务中心 主任
社会阶层结构与流动青少年
近年来，关于“寒门难出贵子”的讨论甚嚣尘上。早在2011年，一位贴吧吧主分享了个人的生活经历，并得出了寒门难出贵子的结论，后来关于此观点的讨论就越来越多。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属于社会阶层地位的代际传承问题，子代从高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父辈们那里继承了阶层优势，使他们在教育经历、职业收入和个人发展等方面获得了比其他阶层的子代更多的优势，优势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代际间得到了传承。
人们形象地描述上述图片内容为“拼爹”，与此议题相关报道也十分引人关注。下面我们一起回顾一段北京某文科高考状元的采访，他的发言在2017年曾引起了广泛热议。
在这段采访中，他反思道：农村地区的学生考大学越来越困难了。父母是外交官，同时生活在北京，这使他在行为习惯的养成和教育资源的获得上具有着很明显的阶层优势。父辈的阶层优势会传递给子代，阶层劣势自然也会被传递。最近，关于所谓“小镇做题家”现象的反思和讨论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小镇做题家”们大多来自农村，通过刻苦刷题考上了大学，但在毕业后找工作时面临着诸多困难，有些人甚至不得不回到农村。他们不能跟父辈一样在农村生活，即使明知只能从事那些“低端”工作，仍会寻找机会回到城市。综上，社会阶层背景对于孩子们的生活机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塑造作用，且有时难以突破。在此背景下，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流动青少年”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上。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有2877万农村流动儿童（又称随迁子女），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的父母曾经都是农民，来到城市打工后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比较好的教育，同时全家人能够生活在一起，就把孩子也带到了城市；与这些家庭相关的另一个群体是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加在一起将近有1亿人。对于随迁子女来说，“上学难”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自2001年“两为主”政策颁布，随迁子女的教育情况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很大一部分随迁子女能够在城市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尽管有研究显示他们大多在教学质量较差的学校里学习；另外一部分随迁子女仍在城市的打工子弟学校里上学。同时，随着年级的上升，随迁子女往往无法在城市中获得初中后教育机会，只能回到农村老家为高考继续努力。我们把这些孩子称为“回流青少年”，稍后我们会提到他们的情况。关于“教育是否能帮助随迁子女提升社会地位”这个议题，我们可以梳理出四条主张：第一种观点：城市公立学校有较好的师资和硬件条件，能够帮助随迁子女提升社会地位。当然这是相对于教学质量普遍较低的打工子弟学校而言的。第二种观点：随迁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常常被区别对待，导致学业成绩不佳，遭遇“天花板效应”，因此无法帮助随迁子女提升社会地位。有调查显示，城市公立学校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随迁子女区别对待，很多困难是显而易见且难以克服的。第三种观点：民办学校师资较差，反学校文化盛行，此种学校教育无法提升随迁子女的社会地位。打工子女学校普遍存在师资较差、硬件条件差等问题，且同辈群体间崇尚反学校文化，这使随迁子女在追求学业成功时要遭受来自同辈群体的负面影响。第四种观点：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的教育资源分配体制导致随迁子女要面临着一系列不利于地位提升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对随迁子女的关切，尤其是他们的学校教育经历，就必定要考察户籍制度以及教育资源分配体制对他们的结构性限制。今天这场沙龙，我想把焦点放在随迁子女身上，发掘他们的主体声音，向大家展示他们如何讲述自己的学校教育经历，就读不同类型的学校给他们带来了怎样不同的体验，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试图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会呈现一些田野材料，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我将要分享三个案例，这些案例都来自于我的一项历史性研究，题为“流动青少年教育追踪调查”。这项调查始于2011年，至2018年结束，历时七年。调查的初始阶段是为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收集数据，当时选取了两所学校，一所公办的初中薄弱校，该校接收了大量的随迁子女；另一所是位于城郊的打工子弟学校，除了两名本地学生，其余都是随迁子女。从2011年到2018年，我每年都到这两所学校回访，后来还追踪了几名返回农村老家的随迁子女。几年来我在多篇学术论文中汇报了基于上述数据的观察和反思，今天以三篇学术论文为基础，讲一讲随迁子女试图提升社会地位的故事。研究论文题目：《城中村拆迁与流动青少年的社会流动：基于北京的一项个案调查》研究问题：城中村拆迁将对流动青少年探求社会地位上升有何影响？田野调查时间：2011年2月至9月、2012年4月至6月，2016年5月至6月和2017年9月研究对象：26名流动青少年（14至17岁）、12名教师和学校管理者、6位家长这项研究的田野点在2011年就盛传将要被拆除，但经历了几次小规模的动工都没有拆成，终于在2017年政府开始着手进行拆迁。我在2017年回到这个地方时，观察到了正在进行中的城中村拆迁改造工程对于随迁子女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该城中村被拆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他们探求社会地位上升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上图中，我们把三角形看作是一个社会阶层结构，如果按照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随迁子女处于较底层的位置，往上是拥有城市户籍的青少年，再往上是中产及中产以上家庭的孩子。旁边的部分描绘了这些孩子们不同的教育轨迹和职业轨迹。我们主要看绿色标注的随迁子女，由于受到许多结构性因素的限制，他们有很高的机率进入到一般的公立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进入一般城市公立学校的孩子接下来很可能进入一般的大学或职业学校，最终可能进入主要劳动市场；再看就读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他们当然也有可能进入职业学校，但最有可能的一条轨迹是直接进入到次级劳动市场里打工。这是对大多数随迁子女教育和职业轨迹的一般性概括，那么城中村拆迁改造将会如何影响他们的教育轨迹和职业轨迹？ “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一直在说这里要被拆掉了。没有人知道这所学校可能存在多久。如果我继续投资修校舍、买设备，很可能就收不回成本了。我现在关注的是怎么跟政府搞好关系，这才能让我的学校少惹麻烦、对我以后的投资也有利。” “跟那些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学生不一样，我们不上计算机课。一开始，我们用很旧的电脑上计算机课。四个人用一台电脑。因为那些旧计算机坏了，我们的计算机课就被取消了。老师对我们说，校长不会买新电脑了。去年夏天，一些人给学校捐了十几台电脑。我们发现校长把电脑放在仓库里。老师说他要卖掉那些电脑，然后用挣来的钱建他的新学校。”由于学校面临拆迁，校长认为如果再投资修校舍、买设备，就无法收回成本了，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与政府部门搞好关系而不是教育投资。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学校的教学质量直线下降。 “我爸跟房东谈过了，他们不愿意减房租。我爸还会找他再谈一次。如果他还是不同意，我们就得关店了、再找个地方。这次拆除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如果这个地方没拆，我爸妈能继续开店，我们赚够了钱就能搬去别的地方。我不会技术，也没有学历，只能去工地上打工。不管怎样，我都会留在这里，我们在老家买了房子，房贷还要还呢。”（2017年9月11日，访谈记录） “我爸很喜欢他的工作。他对我说了很多次，他用他的双手养活了全家人。我是他的帮手。他干活时，我递给他工具，他爬高时我在下面看着路过的人。他跟老顾客关系很好，老顾客就给我爸推荐了很多新顾客。我爸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他想培养我也干这一行。但是，这里要拆了，不知道我们还能在这儿住多久。我爸妈可能会搬走，我会留下来把书念完[完成职业学校教育]……要是我爸不在我身边，那些老顾客也不会信任我[的空调维修技术]。我的技术不如我爸。我应该会去干点别的，比如说当个快递员。” （2017年9月23日，访谈记录）简单来说，在城中村中这两个孩子的父母都通过辛勤的努力积攒了一些社会资本（老主顾等）和资金财富，如果没有拆迁，房租就不会大幅度提高，宁浩的父母会继续开店，如期的还着房贷；建军可能会继续做父亲的学徒，直到能够继承家业。显然，拆迁对他们的教育轨迹和职业轨迹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宁浩可能要去工地打工，建军要去当快递员。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即使面对很多困难，他们仍选择留下来。研究论文题目：《塑造道德受困者：农民工随迁子女感恩教育中的话语与权力》 “我们都很反感那次的活动。我们就是觉得被鄙视了。尤其是那个学生代表演讲显得我们很穷似的。她那语气是老师教的。她说[模仿唐珊抽泣的声音]，‘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她还说：‘感谢学校收留了我们。’ 听起来我们像被遗弃的孩子。要不是学校大恩大德收留了我们，我们就得整天在街上闲逛。” “父母来到城市实际上拖累了孩子……父母想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他们觉得这里是个好地方。留在这儿能使他们的孩子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成长和学习。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愿意为孩子奉献出一切。但是，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短期的，例如确保他们的孩子上好初中，这个不合理的决定肯定会毁了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必须回到农村老家上高中、考大学。” “我很少和我爸妈说话。我更喜欢和姐姐说话。她知道我跟我爸妈相处得不好，[因为]我对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满意。他们住在城市，但他们仍然是农村人的生活方式。我和我爸妈交流有困难，但我感谢他们带我来到城市生活。我以前[从六到十二岁]住在老家。我一个人住。我姑姑给我做饭。周末我爷爷给我洗衣服。他们总是吵架，抱怨我妈给的钱不够多。他们每次吵架，我都会打电话给我爸妈，求他们带我走。”“我很高兴能在城市生活，在那里我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我妈把我照顾得很好，她很早起床给我做饭，所以我用出去吃饭...。我这十几年的人生中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到这个繁华的大都市生活。如果我不来这儿，我就不会享受着极好的教育资源，不会学到很多知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是他们选择把我带到这里。父母对我这么好，我能不努力学习吗？我要努力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我的目标是努力学习并考上大学。然后，赚钱孝敬我的父母。”如果说城中村拆迁是在硬件条件下对流动青少年的影响，那在软性的心智方面，学校教育有何塑造作用呢？也许大家对“感恩教育”并不陌生，教育者希望培养孩子们的感恩意识和行为，但至于“向谁感恩”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从上面的访谈片段中可见，这些随迁子女是很感谢父母能把自己带到城市中的，而学校则认为孩子应该感谢学校“收留”他们，还认为那些家长“拖累”了孩子 。随迁子女们对学校的感恩教育表达了不满。这样的矛盾使我们发现，除了学校的硬件条件方面，在主观层面，我们也对随迁子女强行施加了很多城市化规制的压力，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完全脱离了他们自发的想法，我们应该反思教育是要基于孩子的角度，他们期待着能够自由的表达感恩的情绪。研究论文题目：“社会人”亚文化与回流青少年的快手段视频使用 “从这一级开始，有手机的学生变多了。80%以上的学生都有手机，[所以]这一届是我教过的最差的。那次我碰见尚杰 [一个成绩倒数的学生]，我跟他说我不想把事情闹大，让他把手机给我，他就是不给。你看，学生跟老师的手机斗争就到这个地步。特别是那个快手，对学生的危害最大，教会了学生很多不好的东西。学生上课不听课、编歌词，半夜在宿舍里不睡觉、大声唱歌[快手上称为“喊麦”]，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我多次在家长会上点名批评这些学生，屡教不改，我们这些老师很无奈。”我追踪了6名随迁子女回到农村老家后的学校生活，并因此机缘在某农村寄宿制中学开展了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中，我发现新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强劲影响。老师们观察到学校里80%以上的孩子都在玩手机，学校采取了很多限制措施但收效甚微，学生用各种策略来规避检查，老师与学生之间对于手机的“斗争”愈演愈烈。 “我知道学习好会有很多路可以选择，也会有更好的平台，还会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其实我差不多都懂，但似乎努力不起来，[学习生活]很枯燥。我觉得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学习也不一定是唯一的出路。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官员，可是学习不好就放弃了，现在呢我想当网红，这样就算学习不好也可以当。[即使]当网红的机率很小，我也要尝试一下，嗯。” “教育为个人生活幸福奠定基础、为人类文明传递薪火、成就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达不到理想的那种程度，如：当农村的孩子在玩的时候，城区的孩子早已被送到了特长班，这样长时间下去，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现在很多人想当网红就是想要多挣些钱，过上城区人那样的好日子，靠学习很难实现，感谢快手给我指明了未来的出路。” 由于认识到无法靠学业成功提升社会地位，这些回流青少年发现，他们在学业上已经很难获得成功了，靠教育很难实现社会阶层地位的上升，而手机给予了他们超过学校教育许多的知识，拍摄快手短视频、做直播和做微商提供了一条新的社会地位提升路径。学生们希望通过当网红来改善生活境况。快手短视频中很多出身农村、靠自我奋斗（而非“拼爹”）致富的暴发户是他们的榜样。在家里排行老三的茜茜（假名）很羡慕暴发户们的奢侈生活，她说：“靠那些老的工作是挣不到钱的。很多做微商的网红以前也是种地的，[但是]他们成功以后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互联网才是正路。”学生们的其他榜样是张乐乐、二驴、小伊伊、牌牌琪和高迪等“接地气”网红，这些网红的共同特点是外表普通、教育程度低，但拥有着高额收入。由此可见，学生们对快手平台的喜爱源于一种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简单梳理上述三个案例就会发现，流动青少年不管在教育轨迹还是职业轨迹上都面临着诸多的结构性障碍。在第一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城中村拆迁的社会背景对于随迁子女社会阶层上升意味着什么，这一部分与学校相关，一部分与社会整体的城市化过程相关；在第二个案例中，我们观察到了学校的感恩教育活动对随迁子女的影响，以及他们是如何表达不满和反抗这个教育过程的，从而表达了自己想要提升社会地位的愿望；最后，我们考察了回流青少年想要当“网红”来提升社会地位的主张和努力，在他们看来，当网红是一条不逊色于学业成功的社会地位提升路径。
讨论问题：
李淼：请问熊老师和周主任，在你们的研究和工作当中，随迁子女在寻求社会阶层地位上升的过程中，遭遇了哪些困境呢？
嘉宾：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第一部分困境来自家庭，首先要澄清流动儿童家庭不等于贫困家庭，一些在制造业从事低技能工作的家庭可能收入较低，但也有做生意的自雇劳动者家庭，他们的收入往往高于城市的平均水平，流动儿童家庭群体内部也是存在经济分化的。其次，在当今社会，家庭对孩子教育的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父母不光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还需要亲自对孩子进行学业辅导。在中国，不同阶层背景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待都是比较高的，流动儿童的父母同样望子成龙，同样愿意为孩子的教育进行投资，但他们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较少，一方面他们文化程度较低，大多忙于生计，无法亲自辅导孩子；另一方面他们往往不具备购买课外辅导服务的经济条件。与中产以上家庭的高强度育儿（“鸡娃”）模式相比，这样的家庭教育差异加剧了阶层分化。此外，流动儿童家长的价值理念常常与学校的教育理念存在一定距离，与一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理念也相去甚远，这导致流动儿童常常处于不同价值观体系的拉锯战之中，这也不利于他们的价值观形成与学业竞争。20世纪90年代到2008年，流动儿童基本上是在流动人口自主创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接受教育；2008年到2013年是一个黄金时期，城市向流动儿童张开怀抱，不少公办学校都向他们免费开放；2013年以后，由于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特大城市要限制人口增长，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门槛越来越高，很多流动儿童被迫转化为留守儿童。第三部分的困境源于制度层面，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配置都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没有户籍的流动儿童在寻求阶层地位上升的过程当中，必然会遇到这一系列困难。第四部分的困境来自他们的竞争对手，我在80年代上小学，那时底层家庭在教育方面没有系统性的劣势，许多成绩好的同学都来自困难家庭、农民家庭，他们可以进入很好的学校，那时候家庭对于教育的参与也非常少，家庭背景因素对教育成就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只要你有足够的智商，足够的勤奋就可以取得成功。现在的教育是家庭综合实力的竞争，中产阶级或者城市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要远远高于随迁子女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入，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出。在激烈的竞争之下，竞争对手的投入比你更大，就会形成一系列的优势，导致随迁子女在寻求阶层地位上升的过程当中遇到更多的困难，这种结构性力量所形成的趋势在短时期内是很难去逆转的。
作为社工机构，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从干预角度出发，我们更关注儿童和青少年本身，以及他们周围的生态环境。
首先，大部分的儿童流动到济南后，他们对于济南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是很强的，他其实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流动或者随迁儿童，而认为自己是一个济南人，他们在角色定位上有着这样的特点。
第二我们能看到流动儿童一些常态化的困境，正如熊老师刚刚讲到的，家庭方面不管是思想价值观的差异还是时间精力和经济的不足，都使流动儿童的教育发展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第三点我想补充，是来自整个社会大环境包括新媒体的影响，由于学校教育不足，家庭教育缺位，流动儿童常常没有节制和限制的使用快手、抖音等媒介获得信息，从而塑造价值观，但我们现在并不能保证他们通过此种途径而获得的信息都是积极向上的。因此这些价值的传递常常造成他们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间的冲突，进而对他们的成长发展造成影响。
虽然在解决流动儿童面临困境方面我们还在探索，但我们能看到在不同的城市或区域，他们具体的样貌是不一样的，需要我们结合实际，寻找出路。
李淼：请两位嘉宾谈谈在上海和济南，随迁子女所面临的问题有哪些具体的表现，以及大家都做了哪方面的努力？
嘉宾：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我觉得困难大多是相似的，如果说上海有什么特殊的，可能是由于上海的高房价，随迁子女的居住条件会更差一些，同时也会降低上海流动儿童的随迁比例。对居住的高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家庭的其他方面的开支，孩子的健康、学业方面的投资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上海现在有一些服务于流动儿童的机构，比较典型的像久牵、太阳花、铺路石等，他们主要关注孩子的课外辅导、课外活动，还有艺术教育、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启蒙。他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对家长的教育，就是举办家长课堂，为流动儿童的家长提供一些培训。 还有一些延伸性的探索，比如说与农民工子女比较多的公办学校去合作，在公办学校给孩子定制一些特殊的课程。一家公益机构就在上海的一所公办学校提供有关财商、金融、商业、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的课程，这所学校位于豫园附近，多数家长都在豫园一带做生意，这些孩子将来很可能也会从事与父母相似的职业，这些课程得到了孩子和父母的欢迎。虽然暂时还不知道这些课程的效果，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刚刚熊老师说了全国大部分社会组织在做的事情，其实大部分社会组织对于流动儿童做的事情也差不多。目前山东的人口的流动倾向其实还是趋于年轻化、家庭化以及居住长期化的趋势。家庭化导致的儿童的随迁率很高，所以关于儿童的干预策略是比较多的，刚开始从课业辅导、安全看护这些基础的服务做起，慢慢发展出一些多元的素质拓展，包括美育或者说音乐教育等。近几年，越来越能看到一些新的课程探索，比如自我觉察教育、情绪管理以及抗逆力训练，还有财商教育，职业生涯规划等等，另外从长远来看，这些儿童在未来可能会存在人际沟通、亲密关系处理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关注和行动的，需要把孩子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解决尽可能前置化，以避免将来问题发生后再解决的情况。在社区层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努力，比如让孩子或青少年主动参与社区的环境改造，还有一些街道或者社区以及团委也会购买一些社会服务，去关注我们当地青少年的一些成长。以及对家长提供的一些服务，从青少年服务本身逐渐扩展到家庭的服务，这也是一个服务的趋势。还有一点就是刚才熊老师也谈到了，现在济南机构也在探索家长、社区、还有学校三者之间联合，让三者之间多一些互动。社区能给学校提供哪些协作，家长如何更多地参与到学校事务里，学校如何更好的将信息和资源提供给家长，家校社的联合也是一个趋势。另外还有一个关于儿童发展账户的探索，也是在做一个政策方面的倡导，儿童发展账户是一种专门为儿童的长期发展而设立的储蓄或者投资账户，其具有多种用途，比如账户内的资产可以用来支付大学费用、创业、或者购买房产。这些用途都符合儿童长期发展的需求，也是阻隔贫困传递的重要手段。但儿童发展账户的建立需要与现有的福利制度设计相结合，因此建立起来还是比较难，所以目前仅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李淼：我想请熊易寒老师聊一聊，基于您这么多年对流动儿童的研究，从您的感受、经验积累出发，如果谈到突围这个问题，您有什么想法？您觉得他们应该如何突围？
嘉宾：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
我不讲他应该怎么突围，我就讲一讲他们现在用了什么方法和策略去突围，实际上策略是很多元的。第一种情况，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比较优秀，家里人更有可能会选择让他比较早地回到老家去上学，有可能选择寄宿制学校，也有可能是寄居在亲戚家或者由祖父母来管理，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因为教材不同，学习强度和氛围也不一样，他们对老家的语言、生活方式也不太习惯。这些“回流儿童”往往也会遇到情感上的痛苦，因为跟父母分离，缺乏同辈支持，甚至有可能遭遇校园霸凌，有些小孩由于没有大人的有效约束，会沉迷游戏等。针对回流儿童，我分享一个案例，我在复旦的一个学生属于回流儿童，这是很罕见的情形。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从上海回到安徽老家，他家里的条件也挺差的，他母亲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但他父母下了很大决心，他父亲一个人在上海继续工作，母亲就跟着孩子回到老家全职陪读，他觉得这个陪伴对他的成长非常重要。但这个代价是非常高的，家庭要承受非常大的经济压力。他也比较特殊，首先他是独生子，其次他在上海读小学时就一直是尖子生，这促使他的父母下定决心要把他培养出来。这种情况在我的调研中是罕见的，对很多家庭来说不现实，因为流动人口的子女数一般是2-3个，这就意味着父母有一方放弃工作去陪孩子的代价很高，它有点类似于赌博，孤注一掷。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只有父母双方都在外面打工挣钱，才能够撑起整个家庭的支出。绝大多数家庭都做不到这一点，父母一方随孩子回到老家是一种代价较高的策略。第二种在上海进入三校的学生，三校就是职业学校、中专、技校，社会上的声望不高，很多人不愿意选择三校，但上海的三校生的比例非常高。上海的高考竞争不激烈，但中考竞争非常激烈，进入普通高中的学生大概只有51%，还有49%的学生要进入三校。所以三校对农民工子女来说，它未必是个差的选择，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城市青少年也在走这条道路。我的初步观察，读三校对这些孩子的第一份工作的贡献不是特别大，与他们父母的收入不会拉开差距。但是如果把着眼点放到五年、十年后，就会发现接受了中职高职教育之后，他的竞争力会显著地高于初中毕业生，更有可能成为技术工人，更有可能走上管理岗位。这种流动看似不起眼，但也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社会流动需要做一个区分，一种是长距离的，一种短距离的，长距离的社会流动发生的概率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不大。比如成为马云这样的人的概率可能是亿分之一，而成为一个技术工人的概率可能有1/2，这对社会结构是有重大影响的。我觉得一部分孩子选择职业教育，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我们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还是有相当多的成见，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职业教育体制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职业教育跟企业、行业的关系不够紧密，职业教育本身也需要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李淼：升磊，您在跟流动儿童交流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哪些他们尝试突围的策略吗？
目前来讲，教育还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好的方式。同时，我们作为干预者、倡导者也在思考，如何能让孩子在理解多元价值观和置身在社会变迁中更能发挥主体性，因为对于一个结构性问题，其实置身其中的孩子并不能意识和理解自己所面临处境。首先，就济南或山东本身的教育制度来说，流动青少年所获得的教育机会不管在济南，还是在家乡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因为山东本身是一个高考大省，也是第一批实行异地高考的省份，而最大的差异其实是来自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第二，流动青少年的阶层上升是需要多方支持的，包括他的家庭、学校、社区环境。现在看，家庭干预和社区服务是比较少的，主要在学校里，所以城乡教育均衡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另外接下来我们也要重点关注社区服务和家庭干预，他的家庭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更好的支持环境？社区环境有没有一些改善？如果他每天生活在一个脏乱差的环境里，他的未来的路径也有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青少年全生态系统的关注和改善，是我们能够支持他们进行阶层流动的一个更好的路径。请问老师们，你们认为现在中国社会阶层固化了吗？对于“寒门”来说，现在中国是不是只有“教育”这一条可以上升的流动渠道？
我认为中国的阶层固化更多还是一个媒体话语，不是学术界的主流概念。首先阶层固化是很难定义的，不流动的状态是很罕见的，它一定会有流动。只能说是流动趋缓，基本上所有比较成熟的社会，它的社会流动都会趋缓。所以我是不倾向用阶层固化来形容中国社会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严谨的表述。
对于寒门来说，现在中国显然不止只有教育这一条可以上升的流动渠道？把教育作为唯一的渠道，对教育来说也是不堪重负。比如有一些人他通过经商，通过当兵，甚至说做网红都实现了阶层的流动，还有一些其他的途径。但是总体来说，社会流动的速率肯定是下降，有一些过去比较重要的渠道现在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比如说过去的小微企业或个体户，有比较大的概率可以把企业做大，变成企业家，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中国的个体户可能永远都是个体户，甚至在大资本的碾压下，连个体户都不一定做得了。但是我相信渠道还是多元的，只是速率总体上是下降的。
李淼：
实际上，在流动青少年眼中教育是不是唯一的社会地位提升路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对教育总是报以很大的期待，认为教育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条非常有效的路径，特别是对于寒门子弟来说，这是一条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最有效的路径。当孩子们将理想和期待诉诸于当快手网红时，在我们看来这非常不现实，但是孩子们确实是从一个他们自认为最现实的角度作出选择的，可见局外人与局内人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孩子们会跟我分享他们挣了多少钱；对他们来说，拍这些短视频比学习容易多了。因此，他们是在很现实地权衡：当网红和取得学业成功这两条路，哪一条对他们来说是更现实可行的，并且是他们感兴趣的。新媒体创造了很多新兴职业，几年前我们甚至无法想象网红、主播这样一种职业。现在我身边的一些学生就是签约主播，这份新职业确实有可能成为一条新的社会地位提升路径。但是，这条流动路径对孩子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在何种程度上引发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和现有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对此我们当然不能浪漫化地想象，而是要持续的观察。在做田野调查时，孩子们的感知和体验经常会给我灵感。研究者只有看到孩子们每天在做什么，了解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他/她才能发现原来孩子们对学校教育有这么多千差万别的体验和感受。他们对怎样突围的一些想法，尽管有时我们觉得不现实、仅仅是短期考量，但是他们真的在做，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试图选择那些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途径。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至于阶层固化，有很多学者在谈这个问题。我同意熊老师的说法，阶层固化是一个相对概念，任何社会的阶层结构不可能是绝对的固化、也不可能是绝对的流动。尽管如此，对比过去十年、二十年来看今天的社会结构，会看到“寒门”子弟的社会地位提升面对着一些结构性障碍，当然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希望和可能。我今天讲的这三个案例展现的是流动青少年的教育经历以及他们关于如何突围的想法和策略。很多家长都对教育抱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取得好的成绩，有机会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然而，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孩子们体验着怎样的学校教育，那种想当然的普遍课程和普遍文化是不存在，孩子们在体验者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学校教育。因此，在我的学术研究中，一条主线就是发现孩子们的体验和感受，因此我的研究是微观取向的。阶层结构在一定的程度上呈现出了固化的趋势，但是个体怎样试图去打破它，去突围？要解答这个问题，观察个体的实践能给我们提供最好的答案。最后，非常感谢熊老师和升磊今天跟我们一起讨论围绕流动青少年如何突围的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解这些问题，不管是做关于流动儿童的学术研究还是做实务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感谢大家关注这个话题并参与讨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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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菁莪计划
“菁莪计划”是由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于2016年发起的支持公益青年研究人才支持项目，倡导“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理念，支持具有务实、专业、前瞻、创新的青年研究者及实践者开展公益研究，通过每年资助10万元研究经费、匹配导师资源和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促进青年研究人才对社会议题关注与实践，推动公益行业发展和社会的积极变革。
菁莪计划目前共有38位伙伴，来自不同的地域和专业，大家共同致力于研究推动社会美好改变，共同打造多元化的菁莪伙伴价值共同体。通过国内外交流学习，不断开拓视野，积累经验，实现自我提升与突破，成为有积极影响的公益研究者。
億方「菁莪计划」助力公益研究伙伴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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